第 47 章 软件业自由之神——Richard Stal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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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兴东
在 Richard Stallman 的理论下，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德。对 Richard Stallman 来说，自由是根本，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随便拷贝和修改代码。他说:“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说:‘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我就把这些宝贝拷贝给你。’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魔鬼；而诱人当魔鬼的，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可以断定，进入世纪末，软件业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自由软件的全面复兴。在自由软件的浪潮下，软件业的商业模式将脱胎换骨，从卖程序代码为中心，转化为以服务为中心。
五短身材，不修边幅，过肩长发，连鬓胡子，时髦的半袖沙滩上装，一副披头士的打扮。看起来象现代都市里的野人。如果他将一件“麻布僧袍”穿在身上，又戴上一顶圆形宽边帽子，有如绘画作品中环绕圣像头上的光环。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变成圣经中的耶稣基督的样子，散发着先知般的威严和力量。野人与基督，恰恰就是自由软件的精神领袖 Richard Stallman 的双重属性：他既是当今专有（私有）商业软件领域野蛮的颠覆者，又是无数程序员和用户心目中神圣的自由之神。
在他的理论下，用户彼此拷贝软件不但不是“盗版”，而是体现了人类天性的互助美德。对 Richard Stallman 来说，自由是根本，用户可自由共享软件成果，随便拷贝和修改代码。他说:“想想看，如果有人同你说:‘只要你保证不拷贝给其他人用的话，我就把这些宝贝拷贝给你。’其实，这样的人才是魔鬼；而诱人当魔鬼的，则是卖高价软件的人。”可以断定，进入世纪末，软件业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自由软件的全面复兴。在自由软件的浪潮下，软件业的商业模式将脱胎换骨，从卖程序代码为中心，转化为以服务为中心。
有人说， Richard Stallman 应该算是世界上最伟大，软件写得最多的程序设计师。但是， Richard Stallman 真正的力量，还是他的思想。
自由软件是计算机业的传统
自由软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计算机业与身俱来的传统。纵览计算机发展史，从1946年到60年代，从 IBM 蓝色巨人到 ARPANET，从集成电路到 PC 机，从互联网到电信自由经营，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自由”的影子。
可以说自由拷贝和源代码开放是整个计算机业，包括个人电脑及互联网两大领域的天然的软件开发和传播模式。早在60年代，就有以大学为阵地，以年轻人为主题，自由地交流的风尚，并在软件开发与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如 Unix、TCP/IP、Fortran、Pascal、LISP 等等。
当70年代，AT&T 被迫退出计算机业时，KenThompson 和 DennisRitche 从贝尔实验室将 Unix 的源代码拿出来，结果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程序员，为其改进、修正、添加，诞生了多年来高端系统最核心的操作系统--Unix的繁荣。
7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革命还在酝酿之中，当时的软件是鼓励自由拷贝的（那时还没有发明盗版的名目），正是这种自由拷贝、信息共享的精神上点燃了个人电脑革命，促成了软件业的发展。甚至连盖茨起家的 Basic 也是依靠这种自由软件才流行起来，才为事实标准。其实，后来的许多软件都是依靠共享方式才取得成功。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程序员也是将源代码自由共享。当时基于 UUCP 的 UUCPNet 和基于 TCP/IP 的 ARPANet（互联网前身），都有 Usenet 社区，其目的就是共享源代码交流经验。进入90年代，奠定互联网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如伯纳斯-李发明的 WWW 技术，浏览器以及 Apache、BIND 等等全部都不是诞生在专有软件世界里。可以说，是自由软件的精神和创新奠定了整个计算机业的核心。忽视自由软件的传统和作用是不科学的。
70年代末，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为标志，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为框架，软件步入了 Copyright 的时代。随着现代商业软件的发展，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不但割裂了传统，极大地偏离了计算机的基本精神。而且还在不断变本加厉。因此，自由软件的复兴首先是对现有版权体系的强力反叛。
软件源代码是交流技术、交流思想的主要媒介，正象传统的科学是通过论文、著作进行交流一样。企业为了保护软件的知识产权而将源码秘而不宣，已经背离了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的基本精神。
Richard Stallman 在《为什么软件不应有‘所有者’？》一文中指出，软件的编写者将软件“据为己有”看上去天经地义。但必须看到，一个软件并不是单纯的工具，一旦软件的编写者将其传播出去，就不简单地是在提供“工具”，而是在传播“思想”。在这一点上，现有的版权体系采用了所谓保护“表达（Expression）”，不保护“思想（Idea）”的两分法，为软件保护问题设置了无法解释的障碍，造成了软件的精神分裂。
同时，自由和共享也是计算机发展的内在精神和永恒的追求目标。有人指出：在互联网被标榜为“资源共享”、“资源优化”的利器的时代，却不能对软件产品真正实现“共享”和“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黑客传统
StevenLevy的名著《黑客：电脑时代的英雄》论述了个人计算机兴起的历史。该书最后一章讲述了 Richard Stallman 的故事。题目就是：“最后一个真正黑客”。这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连他的反对者也说：“如果不存在 Richard Stallman ，人类也应该把他创造出来。”
1971年，年轻、聪明绝顶的程序员 Richard Stallman 进入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成为软件共享社区的重要成员。其实这个社区已存在多年。当然，软件共享也只不过局限于这个特定的社区中。它与计算机的历史一样悠久。就象配料共享与烹饪一样古老。计算机业的传统就是：一切为人人所共享。私有让人嘲笑，专用受人鄙视。
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使用一个 ITS （不兼容分时系统）分时操作系统。黑客们（不是大众媒体所谈的安全破坏分子，而是指酷爱编程的人）是用汇编语言为 Digital 的 PDP-10 设计和编写的。PDP-10 是当时最著名的计算机之一。作为社区成员和实验室的系统黑客，Richard Stallman 的工作就是改进系统。
当时没有人称它为自由软件，因为这个词还不存在。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无论是某个公司成员或另一所大学想获得它，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地把源程序给他。如果你看到别人使用一种你没见过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这样你就可以读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进入80年代，这种自由发生急剧变化， DEC 的 PDP-10 系列发生中断了。它的自由体系架构，在60年代显得强劲、先进。但到80年代就捉襟见肘，没有足够多的地址空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为 ITS 编写的程序都作废了。黑客社区也崩溃了。
然而，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商业化和软件专有化席卷整个产业，黑客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又一个有才能的 MIT 编程员离开了校园，投入了市场的怀抱。尤其是 Symbolics 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区中的许多黑客，大大伤了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元气。Richard Stallman 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Richard Stallman 说:“那时，人工智能实验室已没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来的呆瓜。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因为一个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开始，他觉得这样与现实抗争没有什么意义。但他终于看出，他真正的敌人不是 Symbolics，而是整个不开放源代码的商业软件业。
1981年，当人工智能实验室购买了新的 PDP-10 时，领导决定用 Digital 专有的分时系统来代替ITS。当时的计算机，无论是 VAX 或 68020 都有他们自己的操作系统。但没有一个是自由软件：你要获得一份可执行的拷贝必须签署一份不准向外公开的协议。
这就意味着使用计算机就得承诺：不能帮助你的邻居和朋友。这是软软件业迈出的可怕的第一步。一个相互协作、彼此交流的社区就这样被禁止了。由专有软件所有者所制订的规则：“如果你与你的邻居共享，你就是盗版者。如果你想作点改动，那你得乞求我们来做。”
究竟谁违背了道德
实际上，恰恰是专有软件的理念--不允许共享或改动软件--是反社会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完全错误的。但是长期以来，软件出版商使人们相信：软件天生就该如此。这种片面的认识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当他们在谈论如何加强版权或打击盗版时，他们也认定这是天经地义，人们也会毫无异议地接受。
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就是：软件公司对自己的软件拥有毫无疑问的天然权力，因而可以将权利施加到所有用户身上。（因为如果是天然权力，那不管对公众会造成多大的损害，我们也不能加以反对。）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惯例否定了这种看法，版权不是一项天然权力，只是一项人为由政府施加的独占，他限制了用户拷贝的天然权力。
另一个潜在的假设是，软件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它允许你可以做什么。而我们的计算机用户不必考虑我们处在的社会状况，被动接受就行。第三个假设就是如果我们不允许软件公司给用户施加权力，我们就没有可用的软件。这个假设看起来似是而非。实际上当自由软件兴起后，我们无须戴上锁链就能获得大量优秀软件。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上述假设，并从“用户第一”的基本道德常识上来考虑问题，那么我们将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计算机用户应该有自由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正程序；用户有自由共享软件，因为帮助别人是社会的基础。而软件厂商不可以对用户施加压力，剥夺用户的各种自由。
Richard Stallman 经历过沉痛的遭遇。70年代，激光打印机大得像吉普车一样，所以 Xerox （施乐）送了一台图象激光打印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时，人们发现唯有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九楼机房里，才找得到位置放它。在大楼里所有人只要在各自的电脑上打些指令，叫打印机帮你服务。
它的打印速度令人满意，只是有时纸印光了或夹了纸，一大堆人的列印工作就全部停了下来。有时有的人要印上一大堆东西，而有些人只要印一两张时，不得不爬上九楼，把印表机的控制改一下，使它先印一两张。于是一天就这样爬上爬下，没有人受得了。
幸好印表机送来时， Xerox 把驱动程序的源代码也随机附上，实验室的人就把控制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功能作了些修改，大家都省了不少麻烦和汗水。Richard Stallman 回忆地说:“你的打印工作做完后，它还会通知你；如果夹了纸或你想问些什么打印上的事情，它也会让你知道。”
1978年，一切都变了。 Xerox 送了一台叫 Dover 的新打印机机给人工智能实验室，但不愿再附上源代码。Richard Stallman 说:“因此我们没办法修改驱动程序，于是整个大楼的打印效率又回到从前，卡了纸或把纸印光了，你在下面也无法知道。”
他和人工智能实验室为给打印机添加功能以便机器更好工作，希望获得打印机控制程序的源代码，结果被严正拒绝。“因此，我再无法说服自己不公开协议是纯洁清白的。当他们拒绝与我们共享时，我十分气愤。我不能更更弦改辙，对别人做出同样的事。”
赤裸裸的道德抉择
“随着社区的终结，我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抉择。最简单的就是投身于专有软件世界之中，签署不公开协议，并承诺不帮助同行、同事。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编写软件，并在不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发布软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则。显然，走这条路，可以挣大钱，而且使编写代码的工作增添一份金钱上的快乐。但是我知道，等到自己职业生涯终结时，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墙壁’。我会感受到，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另一个选择，很直截了当，但令人不愉快，那就是从此离开计算机领域。“这样我的技能不会被滥用，但也将被浪费，我不会因为分化和限制计算机用户而感到有罪，但这些事情会继续发生。”“因此，我开始寻找一条出路，使程序员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问自己，我能写什么软件，我能否让社区重焕生机。”
答案很明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操作系统，这是开始使用计算机的关键软件。有了操作系统，就能做许多事，没有操作系统，计算机都无法运行。有了自由操作系统，我们就能再次组建一个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区。而且任何人使用自由软件都不必剥夺他/她与朋友家人的共享权利。
作为一名操作系统的开发人员， Richard Stallman 无疑最胜任。“虽然我没有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但我意识到自己就是命定做这项工作的。”Richard Stallman 选择做一个与 Unix 兼容的操作系统。这样容易被移植，而且 Unix 用户可以方便地转移过来。 GNU 这个名字确定就是遵循黑客传统，是一个递归的缩略词：“GNU IS NOT Unix。”
一个操作系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内核，而且仅能运行其他程序也是不够的。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要有指令处理器、汇编程序、编译器、解释程序、调试器、文本编辑器、邮件软件等等一个完整的系统。
自由软件“freesoftware”是一个被广泛误解的词，这个“free”完全与价格无关，它指“自由”。这就象“自由讲演(freeSpeech)”与“免费啤酒(freeBeer)”的区别。其主要内涵就是用户可以自由运行软件，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自由修改软件，用户也可以自己销售软件，不管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自由软件与出售软件拷贝并不冲突。
开发一个完整的系统是项庞大的工程。Richard Stallman 决定尽可能采用已有的自由软件，比如一开始他将 Tex 作为主要的文本格式标识符，几年后他又用 XWindows 系统作为 GUN 的图口系统。
思想比代码更闪光，但没有代码，思想是没有躯体的。
一个人的战争
1984年1月，Richard Stallman 辞去了 MIT 的工作，他担心 MIT 会要求产品的所有权，会给产品强加入自己的销售条件，最终又会成为专有软件。一开始， GNU 计划只有他一个人。他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他就每天晚上溜进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实验室里的电脑。
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PatrickH. Winston 并不干涉。因为 Winston 始终不把 Richard Stallman 的辞职当真，只要 Richard Stallman 能创造些好东西给大家用，实在没有必要把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发走路。因此他爽快地邀请 Richard Stallman 可以继续使用实验室的设备。从此，Richard Stallman 就成了特殊的一员。
工程启动后，Richard Stallman 听到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VUCK）。他去信询问能否用入 GNU 。答复是嘲弄式的，说对大学是自由的，但软件本身不行。于是，决定他为 GUN 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多平台的编译器。他想利用 Pastel 编译器的源代码，但最终放弃。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名为 GCC 。
1984年9月，Richard Stallman 开始 GUNEmacs，1985年初，它开始可以工作。这使它可以用 Unix 系统进行编辑。此时，人们开始想使用 Emacs 。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它？当然，他将其放到了 MIT 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但那时互联网还未普及，人们很难通过 FTP 获得拷贝。而失业的 Richard Stallman 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程序。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就此诞生。如今，整个基于 Linux 的 GUN 系统都是如此。
为防止不肖厂商利用自由软件，使其专有化。Richard Stallman 别出心裁，创造了 Copyleft 的授权办法。所有的 GNU 程序遵循一种“Copyleft”原则，即可以拷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只是有一条：源代码所有的改进和修改必须向每个用户公开，所有用户都可以获得改动后的源码。它保证了自由软件传播的延续性。
市场里出政权
EMACS这样的程序最难的是开头。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后，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后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几百种 EMACS 的副程序，可用在50多种电脑上，从微电脑到 Cray 的超级电脑都可用 EMACS 。
由于 EMACS 的成功，Richard Stallman 设立了个新的基金会: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SoftwareFoundation(FSF)）；捐助 FSF 和 GNU 计划的厂商，也可享有减税的优待。单单1989年， FSF 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会也因出售 GNU 程序手册和电脑磁带，而赚了330377美元。此外，Richard Stallman 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实验室“借”用电脑，因为许多厂家已为 FSF 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设备，包括 HP、ThinkingMachine、Sony，甚至 UNIX 的娘家---贝尔实验室，也贡献了不少设备。也有一些厂商捐赠现金，并把技术人员送到 FSF 来向 Richard Stallman 学习，而且支付 Richard Stallman 的员工薪水。
FSF 就用这些钱来养起14位基金会成员:9位程序设计师，3位负责技术资料撰写。虽然 Richard Stallman 自己不支薪，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样看得开，而饿着肚子为理想拼斗。 FSF 的程序设计师一年也只有2万5千美元的薪水，这是一般厂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Richard Stallman 之所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请几位志同道合的黑客，为理想而工作。
GNU 在工作站和微机市场很风光，许多 工作站UNIX 和微机厂家，都把 GNU 纳入他们操作系统，包括 ConvexComputer 、DEC、DataGeneral 及以前的 NeXT 等。
GNU 工程激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黑客，他们编写了大量自由软件。最后，是里奴斯·托瓦斯编写了系统内核，称为 Linux，把所有软件和硬件连接起来。Linux 内核为 GNU 工程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Richard Stallman 说，Linux 并不能代表整个操作系统。Linux 只是内核，整个系统还包含数以百计的软件工具和实用程序，大多是由 GNU 黑客们完成的。他认为，整个操作系统称为 GNU/Linux 比较合适。
Richard Stallman 认为，在 Copyleft 时代，软件公司可以靠服务和训练赚钱。如果你公司没有人会用源代码，你就得请位程序员，帮你修改由 FSF 得来的 Copyleft 程序；你不必怕你出钱所改的程序会流传到另一家公司，因为那家公司也许会为这软件改头换面，帮它抓虫，或修改，或添加些新功能。而在任意拷贝的情况下，你也因而受惠。
所以程序员绝对饿不死，仍会像现在高价软件的时代一样，有许多“服务”的大钱可赚，只不过不可能象盖茨这样积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额财富。而 GNU 的软件也能使写程序的人更具生产力，因为他不必凡事都从零做起，可根据已有的软件来改进。所以 Richard Stallman 希望，有一天软件业者不是靠目前的“Copyright”版权法，迫使客户花费巨额资金购买软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务(如技术支援、训练)来获取应得的报酬，这种报酬可能会比一般人高，但是绝对不可能为一个小公司培养出几百个百万富翁。简而言之，未来软件业的基本准则就是“资源免费，服务收费”。
近几年，随着 Linux 的迅速崛起，再也没有人对自由软件的全新商业模式表示怀疑。在 Richard Stallman 思想的指导下，自由软件已经成功地步入市场主流，占据了市场实地。毕竟，在商业横流的今天，思想在贬值。自由软件也只有在夺取市场政权后，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促使整个软件业模式发生巨变。
孤独是思想家的归宿
目前发展的势头表明，完全站在用户一边的自由软件不可抵挡。它面临的唯一敌人还是自由软件领域内部的分裂和争斗。除了市场原有垄断者外，这是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Richard Stallman 总是风尘仆仆，行囊相随，四处布道。他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但这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自由软件基金（FSF）。其实，Richard Stallman 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一台自己的计算机。也从来只用自由软件（当然他从来没有用过 Windows ）。而且，他也没有自己的汽车、电视和房产。这位46岁的单身汉节俭地居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已有15年了，没有领取过一个月的正式工资。因为他的工作就是使软件获得自由。在商欲横流的今天，人们更愿意追逐财富，而不是贫寒的 Richard Stallman 的高尚思想。因此不足为怪，连自由软件团体内的许多人也开始离他而去。
随着自由软件迅速崛起，影响力大增。Richard Stallman 毫不妥协的个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软件内部也越来越成为争议人物。随着 Apache Web服务器和 GNU/Linux 操作系统的日渐流行，新一代黑客们受到鼓舞，纷纷投入商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软件，他们是一类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应自由软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积极拥抱商业世界。他们鼓吹自己能够创建比专有软件更稳定更灵活更少“臭虫”的软件产品，同时又积极捕捉每一个商机。
于是，“持不同政见者”将自由软件的标签改成了“开源软件”。看起来好象两者兼容，但 Richard Stallman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对商人来说，自由（free）与免费（free）是同一个词。与 Richard Stallman 布道“自由精神”不同，他们更愿意谈论实际问题。为了避免纷涌而来的投资者被 Richard Stallman“吓跑”，他们还得联起手来，将 Richard Stallman 屏蔽起来。
Richard Stallman 不喜欢实用主义的辩词，他宣称即使一个自由软件不是他最佳的解决方案，他也愿意作为首选。对 Richard Stallman 来说，自由是基本的道德美德：所有的计算机用户都应该享有相互协作、共享，以及拷贝和交换源代码的自由。
他的态度使一些“开放源代码”社区派系的人感到不安。实际上，他们标出“开放源代码”新旗号的目的就是要与激进分子 Richard Stallman 划清界线。不可否认，正是 Richard Stallman 领导了自由软件运动，正是他自己开发的千万行程序代码使如今的“Linux”成为一个整体，并走向成功。但对于新一代的人， Richard Stallman 是一种困窘，是一种障碍，更是一个捣乱分子。必须将他不惜代价地推入密室，以免吓跑投资者。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
毫无疑问，无论是自由软件运动还是开放源代码，都来源他15年前开始的努力，这肯定是计算机历史上最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对于目前的成功， Richard Stallman 感到非常高兴，但也有更多的焦虑。因为他感到自己明显被排斥在外。“有人极力想改变历史，否定我在这场运动中的地位”对于人们用 Linux 来指代整个操作系统， Richard Stallman 十分痛心，他说正确的用词应是“GUN/Linux”。 Richard Stallman 承认托瓦斯的贡献很关键，是他完成了 GUN/Linux 的内核。但是 Richard Stallman 估算，内核只占整个系统的3%，相比之下，GUN 项目贡献了30%的代码，其余67%的代码来源于其他方面。但令他欣慰的是，GNU 的一些原则仍在起作用。他认为这种原则不仅使软件开发更显活力，更能生产出优质软件，还认识到这本身是一种行为准则。
批评者认为， Richard Stallman 极力维护 GNU 的遗产，是沉湎于这场运动的枝枝末末，对整个自由软件都是有害的。对大多数开放源代码倡导者来说，颠覆微软才是主要的斗争方向。
“我关心的是精神，是 GUN 项目内在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它存在的理由，那就是自由软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也不仅仅是为了可靠。真正重要的是自由，协作的自由。我不关心某个人或公司。因此我认为单纯与微软作战偏离了这个运动的方向。”
Richard Stallman 的拥戴者还有，但是 Richard Stallman 的大多数主张还是被人们忽略了。如今只有“Linux”充斥着媒体的标题，而背后的思想开始逐渐隐去。
Richard Stallman 被邀请参加在硅谷湾区举办的“开放源代码开发者日”。这个1998年8月21日开幕的活动是程序员和自由软件热心家的大集会，由计算机图书出版公司 OReilly 联合公司组织的。而在4月份组织的“自由软件高峰会议”上， Richard Stallman 没有被邀请。结果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使得组织者再也不敢“忽视”他了。但是组织者告诫他，要他以“维护大局”为重，让他在有分歧的地方免开尊口。
不足为奇， Richard Stallman 让许多自由软件的同行们十分棘手。他这个人不可控制，不可预知也不可能被改变。是这些非同寻常的素质促成了自由软件的兴起。但是随着自由软件前景大开，江山指日可待，这些个性开始被视为障碍。 Richard Stallman 的狂热和信仰保证了自由软件的成长，但如今人们认为他是多余的。在他们眼里，现在剔除了 Richard Stallman ，自由软件不但不会受阻，反而会更顺畅。
但不容置疑的是，正是 Richard Stallman 的思想成为自由软件运行的力量源泉。 GNU/Linux 系统的确比 Windows 系统问题少，Apache 也是 Web 服务器的更好选择。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只有把实用和理想结合起来，自由软件运动才令人信服，才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无论如何， Richard Stallman 仍然是有名气的，仍然受到尊重，仍然被认为是自由软件运动的核心人物。 Richard Stallman 在计算机领域的重要地位不容动摇。为了使自由软件商业化而牺牲 Richard Stallman ，那就可能会失去这场重大革命的灵魂和方向。后记
Richard Stallman 依旧没钱、没势，连原先的许多信徒都被分化而去。这场运动给他带来的唯一收获可能就是：无论 Richard Stallman 走到哪里，都会有人乐意借给他计算机，使他能及时查看电子邮件。他还是那样不修边幅，无所顾忌。但是与当年执着相比，他的精神状态开始呈现一种新的焦虑和紊乱，而这一切正是他创造的自由软件的成功，施加给他的。而且可以肯定， Richard Stallman 必将越来越被自由软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没。
未来难以预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Richard Stallman 自己引燃的这场革命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驾驭范围。这也是许多思想家共同的命运。
其实，人类导演的故事总是一模一样的。